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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潜意识的重要，无论人的任何活动，潜意识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对于知识也是如此。
博兰霓的知识论认为，人的创造来源于两种意识，即“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集中意识”是指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总有一个集中的兴趣或意图；“支援意识”是指我们在思想的时候，都受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响。博兰霓认为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虽然他必须采用“集中意识”，但实际上集中意识后面的根据是他过去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经过潜移默化所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创造源泉是来自个人心中无法表面化的支援意识。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列夫•托尔斯泰早已构思好了，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的开头，才一直没有动笔。1873年一个春天的晚上，托尔斯泰仍然没有头绪。偶尔拿起《别尔金小说集》翻了翻，当他看到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时，他高兴地喊了起来：“真好！就应当这么开头。别的人开头一定要描写客人如何，屋子如何，可是他马上跳到动作上去了。”于是他立即走进书房，坐下来写了这篇小说的头一句：“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
托尔斯泰对小说的着笔就属于集中意识，但是如何尽快获得解答却不是主观能够预定的，它要靠过去获得的大量信息资料在潜意识里的不断编码筛选的支援意识加工才可。支援意识越强，集中意识获得解决就越快越好，反之则越慢越差。
那么，这种支援意识是如何获得的呢？
博兰霓认为它只能在接触或师侍丰富、具体而亲切的事例或师长的过程中得来。
事实上，支援意识并不仅仅就同大师产生的一点接触所造成的，而是从他一出生便已形成的所有经验的积累，近期的影响不过更加明显而已，而人的选择其实都是潜意识的产物，都是过去经验积累的产物。
比如爱迪生。
众所周知，爱迪生是自学成才的，连小学也只念了三个月，在数学方面应该不会深入到什么程度，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当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之后又到德国深造过一年的阿普顿来到爱迪生公司时，也曾自恃自己的数学知识小看过爱迪生一次。可在工作中一接触，就发现爱迪生演算起来又快又准，精通得很。阿普顿应用高等数学求得的一些答案，只要有一点不对头的地方，他略一过目，马上就能指出来。
一次，爱迪生在发明电灯当中，把一只玻璃泡交给阿普顿，让他算算它的容积是多少。阿普顿拿着这个梨儿似的小灯泡，琢磨了好一阵子，找来一根皮尺，上上下下量了又量，再按照式样画好一张草图，注明各种尺寸，然后列出一道道算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爱迪生问他算好了没有，他擦了擦汉说：“还没有，正算到一半。”“正算到一半？”爱迪生有些奇怪。当他看到密密麻麻的计算纸足有一小叠时，忍不住笑了笑说：“还是用这个方法算吧，”说着便拿起玻璃泡，倒满了水教给他：“去把这些水倒进量杯里，看看他的体积，就是咱们需要的答案。”
面对着同样的“集中意识”，阿普顿首先想到的是算式，而爱迪生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快获得所需要的答案，这是因为阿普顿是数学系毕业的，习惯于算式，而爱迪生是搞发明的，习惯于操作。这种“支援意识”的不同不是短时间里形成的，而是过去长期经验、训练的结果。
“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还仅仅是思考某一问题时的两种意识，在人的经验中还应该有一个“最优意识”，也就是最优的支援意识，只有当“集中意识”是在“最优意识”的范围中时，“集中意识”才能获得最好的解决。
当“集中意识”同自己的“最优意识”并不一致时，这时就不能获得最好的“支援意识”，这时的“集中意识”解决起来就很费力，有时甚至极为费力，而这正是那些杰出人物在校学习成绩不好的重要原因。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那些杰出人物的传记，都能发现这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萌芽。孔子很小的时候不喜嬉闹而愿意玩祭祖的游戏；拿破仑儿时不愿听大人的话，但却总是一个深孚众望的孩子王；爱迪生无法在学校接受教育，可其好奇心却日甚一日……伟人的成长都可以追溯到童年，追溯到童年的经验，而这童年的经验对日后的“支援意识”优势区域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人总是在这种影响下寻找自己最擅长的方法、领域表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儿时的经验决非是不重要的，相反，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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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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